演艺界为何是性骚扰重灾区？从凯文·史派西性骚扰案判决谈起
当地时间7月26日，伦敦南沃克皇家法庭宣判针对《纸牌屋》男星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的9项性侵犯指控不成立。原告共有四位，最初的指控共有13项，后因“法律细节问题”（legal technicality）减少到9项。根据指控内容，性侵犯事件发生在2004-2013年，当时史派西是伦敦老维克剧院的艺术总监。根据最严重的一项指控，一位原告于2008年跟随史派西回到其位于伦敦的公寓，他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被史派西性侵。史派西则宣称，他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行事的，并且提供了双方在事发当天和之后几个月的通话记录。
这是这位现年64岁的好莱坞演员又一次在法庭上取得胜利。2017年，史派西受到现年51岁的演员安东尼·瑞普（Anthony Rapp）指控，后者称自己在14岁时曾被对方带回到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家中，未经同意触摸私处。2022年10月，纽约法院驳回了针对史派西性侵未成年男性的犯罪诉讼，裁定他不必承担4000万美元的赔偿责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2017年的反性骚扰运动中，瑞普的实名指控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人挺身而出揭发史派西。卷入性侵丑闻和官司后，史派西被好莱坞封杀，事业遭到重创。他被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金钱世界》换角，被自己作为绝对主演的热门电视剧《纸牌屋》团队开除，被判处赔偿《纸牌屋》制作公司MRC3100万美元以赔偿他给《纸牌屋》剧集草草结尾带来的损失。
根据《纽约》杂志旗下网站The Cut的梳理，在过去六年里，超过30位男性指控史派西的不端行为，包括未经同意猥亵私处，强迫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等。受害者大多比史派西年轻很多，很多甚至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与史派西相比，受害者也大多处于权力下风，他们的身份包括年轻演员、电影人、作家、采访过史派西的记者、熟人的儿子、酒吧服务员、剧场和片场工作人员等。
在史派西曾经工作过的老维克剧院，截至2017年11月，至少20位男性指控史派西的不当性行为，曾在剧场工作的墨西哥演员Robert Cavazos表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一个‘凯文·史派西故事’，似乎只要你是一个30岁以下的男人，他就有权利抚摸你。”同年，8位《纸牌屋》剧组成员接受CNN采访指控史派西的不当行为。一位匿名助理说，“对剧组中那些需要与他接触的年轻男性来说——包括卡司演员和群演——那是一个有毒的环境。”
史派西的案例告诉我们，掌握权势的部分男性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长期受到制度性结构的保护，作恶而不受罚。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傲慢的堡垒》一书中指出，演艺界正是这样一个“傲慢的堡垒”，庇护那些从事性剥削的男人，令他们逃避罪责。她认为，在表演艺术领域，某种特定文化心态造成的特权感与行业的结构性弊端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这一结果。
努斯鲍姆首先认为，表演艺术中充斥着一种和浪漫主义同样古老的神话，即艺术家不应受到社会规范和规则的约束，否则他们的创造力会被扼杀。这种神话如此普遍，以至于在许多艺术家身上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似乎变成了不越轨就无法创作的人。更关键的是，“这种神话主要是关于男性的创造力，为男性所用，让男性受益。它还揭示了一点：这种神话主要涉及性规则。”努斯鲍姆指出，不会有哪位艺术家相信偷窃是令创造力驰骋的手段，但谈到性就不一样了：
与此同时，演艺界的行业特性导致了约束性骚扰的条件非常匮乏。努斯鲍姆指出，一个经过明确界定的“工作场所”有助于减少性骚扰和性侵犯。在这样的工作场所里（比如大学、企业），谁是成员、谁不是成员是明晰的，明确的规则能预先教育和阻止不良行为，也能为事后制裁制定公平的标准。另外，“交换条件”在这样的工作场所中也是有共识的，它的意思是说，晋升和解雇的规则是公开的、适用于所有人的。
然而在表演艺术领域，上述条件并不具备。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戏剧、舞蹈和独奏音乐，大多数就业都是临时性的，即使表演者是工会成员，工会提供的保护也很有限。每一次演出对于演员来说都是一份“新工作”，即使是长期热播的电视节目中的明星，通常也会每年重新协商他们的合同。这意味着，演艺界的工作场所是“无界限”的。
另外，无论多么资深出名的演员，都需要试镜，而试镜是没有规则可循，甚至有些不可预测的，人脉关系能带来很大的加持。努斯鲍姆认为，表演艺术的从业者总是需要推销自己，总是在做着一份工作的同时想着接下来的两三份工作，“即使目前这份工作中没有出现性侵者，你仍然要担心那些控制下一个机会的人，他们可能会对你下手。”
更不利的是，演艺界的竞争非常激烈。无论哪个角色都可能有一大批资质同样过关的申请者，那么用人方在挑选人时就具有巨大的权力，与有权势的人搭上关系，在事业的成败方面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为腐败创造了巨大空间。这一事实助长了哈维·韦恩斯坦之流滥用权力，当然有人会指责称，性侵受害者是“自找的”，但努斯鲍姆提醒我们注意，缺乏保障的人确实很难不会屈服于权力上位者的请求，特别是在他们威胁如果不服从就要报复的情况下。
努斯鲍姆发现，处于性剥削地位的不仅有导演、制片人或指挥家，有时也是演员——少数有天赋且幸运的演员能摆脱大多数演员都需要忍受的职业不安全感，跻身一线明星的行列，获得真正的权力和保障。对于明星来说，其票房价值就是他的保护机制。如努斯鲍姆所言，“即使明星们在某一时期可能会被他人取代，但是他们只要成为明星，就会显得不可替代——直到他们年老、衰弱或生病。参与制作的人害怕与明星疏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计依赖于明星。”
在书中，努斯鲍姆梳理了古典音乐领域的四个因性骚扰或性侵犯行为部分或完全丧失名誉的案例，包括指挥家詹姆斯·莱文和查尔斯·迪图瓦，歌唱家、指挥家和经理普拉西多·多明戈，以及歌唱家兼声乐老师大卫·丹尼尔斯。她指出，这些人都是享有巨大声誉的古典音乐家，也长期有性剥削的名声但从未得到处理。他们在反性骚扰运动中被曝光、被“抛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已进入职业生涯的尾声，不再能为他人创造收入。但努斯鲍姆认为，除了在制度层面做出改变，对侵犯者产生更多道德和法律约束以外，自下而上的观念变革是有可能的，比如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在她看来，史派西之所以被终止合约，更多可能是出于对观众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独立的道德判断。
在伦敦南沃克皇家法庭，史派西的辩护律师Patrick Gibbs在总结陈词中呼吁法官为史派西脱罪。他是这么说的：“性不是犯罪，性行为不是犯罪，即使你很有名。随意的性不是犯罪，有很多性不是犯罪，有同性性行为不是犯罪，因为这是2023年，不是1823年。”他暗示了指控中的权力不对等不存在，但一件又一件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的曝光提醒我们，权力不对等是如何系统性倾轧弱势者，让他们难以抵抗，让施害者傲慢地否认自己的行为。努斯鲍姆认为，傲慢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中盛行的性物化来说极为关键。傲慢的人习惯性地将自己放在他人之上，认为他人的主体性和意愿不是真实的，因此他者是物化的、工具性的。
虽然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中主要从性别歧视的维度探讨男性面对女性的“性别傲慢”，但史派西的案例揭示了，在高度竞争性的、受到等级制强烈影响的社会中，权力阶梯具有多种维度，我们在讨论性侵问题时，也因此需要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男性施害者VS女性受害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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